作者简介：冯建民，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考试史与高考改革研究。已出版《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专著1部，参与编写《高考政策专家解读与志愿填报指导》（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5），在《中国考试》、《教育与考试》等刊物公开发表考试类学术论文多篇。

      高考，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中，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巨大功能。高考，作为联结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枢纽，不仅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也对高等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和规模质量有着明显影响，承载着国家的人才期待、家长父母的成才期许和自己精彩人生的梦想。

      2022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七十年前的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全国高等学校除个别学校经批准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招生日期、考试科目全国统一规定，全国共设78个考区。也就是这个规定，标志着新中国进入统一高考的时代。后经十年文革中断。

      1977年，又恢复了统一高考制度。这七十年来，高考实际上一直处在调整完善之中，努力去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更是以其强大的制度功能，支撑起了如今的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源源不断的选拔着一批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历史充分证明，高考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高校招生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制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制度。只要不断改革完善、与时俱进，高考制度在中国就会有长远的生命力。”（出自刘海峰，《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载《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因此，无论是从我个人的高考经历，还是广大考生的考场经历看，我们很多人都与高考有着剪不断的“缘分”。

     2022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这种特别不仅是因为我们伟大的党召开了意义重大的二十大，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有很多“特别”之处。我1982年生人，2002年参加高考，2012年博士毕业，2022年不惑之年调换工作单位。所以，基于年份的“特别属性”，觉得很有必要写篇短文回忆一下。

    2002年的全国高考人数为510万，山东省高考人数为45万人（网络上说是高考总人数居全国之首，有待查实）。根据当年省教育厅的新闻发布会，山东省高考录取率首次突破60%大关，历史性地达到64.28%，全省共录取新生289958人（http://edu.sina.com.cn/l/2002-09-12/31479.html）。当时的高考关注度感觉远不如当下，“送考”队伍更不如今天如此壮观，考场外也没有密密麻麻、翘首以盼的“陪考”大军。我的老家距离县城一中足有60里，所以一般都是住校的。加上高考之时，往往正值收麦子播种玉米的农忙季节，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农村孩子来说，高考更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事情”。

    当7月7日考完语文走出考场时，顶着炙热的太阳，回头看了一下考场的大楼（就是平时学习的教学楼），心中不由地说了一句，“这就是高考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有那么紧张。当7月8日考完了，在去往县城汽车站（县长途汽车站开往乡镇的班车，记得当时5元的车费）的路上，经过一个电话亭，有卖《齐鲁晚报》的。一般高考完了，齐鲁晚报都会把当年高考试题的答案公布。我的一个同伴，还买了一份报纸对了一下答案。而我可能是因为觉得考得一般般，连看都没有看。但是，能考多少分还是“心中有数”的。从高三的几次模拟考试和高考的难度去推测，是可以大致推测出考多少分的。我印象中也就是530分上下，结果最终高考分数是527分。当年的山东高考，每一个地级市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滨州当年的本科军检线（军检线是作为军事学院录取的首要条件，所有报考的军事学院的考生必须通过军检线以后才可以进行体检、报考、面试等章程，军事院校的体检线。多年来一直与普通本科分数线相当，因此可以视为本科二批分数线）是547分。虽无缘报考二本公办本科，但是可以报考“三批”（本科三批，印象当中也就是在2000至2002那两年增设的），报考了东北哈尔滨的一所大学的独立学院（当年的本科三批线是527分，我最终被该大学独立学院的法学专业录取，每年学费9000元）。

    还曾记得当年夏天心情十分沮丧，跟着父亲去玉米地除草，结果因为心里总是想着高考分数的事情，心思不在除草上，一不小心就把玉米苗给铲断了。父亲看到了，知道是何缘故，对我进行了安慰。后来，最终决定去县一中复读。在复读的一年里，还是要承担着不小的心理压力，因为总是担心复读一年考的更差。相信对于很多复读的高中生而言，都曾有过这种心理纠结。尤其是对于文科生而言，成绩的波动性和增长幅度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00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发源于广东一带的SARS病毒迅速扩散，肆虐无阻，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中国。但2003年的高考时间却提前了一个月。日期更改是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7月份的气温总体偏高，自然灾害频发，对考生复习应考及考试阅卷的组织工作影响加大，社会各界要求将高考时间提前的呼声日趋强烈。高考时间提前，可以有效地缓解高温天气和自然灾害对高考的不利影响，有利于考生身心健康、提高考试质量，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虽经复读一年，2003年高考才提升了3分，差一分到达当年的本科军检线。结果当年，二本投档线后又下降了8分，使我有机会读本科二批公办高校。也是在这一年，山东省的分数线进一步“瘦身”，合并为8条分数线了。

     二十年前的高考志愿填报不像现在有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搜索，也很少有社会上的专业志愿填报机构，主要参考渠道是省考试院下发的志愿填报指导用书和省教育电视台播放的各高校招生办人员解读。从志愿填报模式上，当时的山东省还是第一、二志愿的梯度志愿，第一志愿只能填写一个高校和4-6个专业志愿，且专业志愿之间有分数梯度。因此，当时的志愿填报是那种所谓的“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时代。记得当年，我们一个班的复读的同学，分数比我多考了20多分（基本接近本科一批重点线），一个报考了山东财政学院，结果被调剂到了莱阳农学院（现在叫青岛农业大学），另外一个则是报考了山东经济学院，结果被调剂到了洛阳理工学院。而我则当时报考了聊城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当时真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就业方向），也许是因为冷门专业的缘故，被顺利录取。

    山东的聊城大学，建于1974年，是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分院，当年曾流行着“玩在山师、吃在烟师、学在聊师”的说法。记得当年新生开学典礼上，学院领导就劝导我们要勤奋学习，考研深造。在聊大读了三年（因学分修满，大三提前毕业）又顺利考到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

（2006年参加完研究生复试，五一期间游泰山留影）

    刚进入研究生的我，有幸遇到了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高桂娟老师（2008年调入同济大学）。在她的积极引导下，我又决定读博，研究方向聚焦在古代科举与高考改革。2007年12月份，在《湖北招生考试》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研究高考的文章——《高考分省划线定额录取：历史参照、问题及对策》，还赚取了700元的稿费。

    2009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教育史专业，有幸跟随科举学创始人、中国考试史、高考改革研究名家刘海峰先生学习和研究。2010年7、8月份，还到福建省招办实习，了解高考录取工作。印象很深的是，福建省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艺术类试点改革“一档多投”模式。后边几年，又围绕着高考改革刊发了几篇高考文章，例如《基于福建省高校招生取消“本三批”的思考》、《高考“平行志愿”改革对高校的全方位影响》。2014年以来，新高考综合改革陆续在不同省份铺开，同样关注着高考改革的动向。2021、2022年，又参与了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山东省深化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跟踪评估与动态调整研究”的研究。并且连续两年参与编写出版《高考政策专家解读与志愿填报指导》，以服务于齐鲁学子。

    以上说了这么多，回顾了自己在这20年与高考难以割舍的“缘分”，既是自曝家丑，又情感复杂。正如刘海峰先生所说，“高考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与记忆，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追求”（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6/09/c_1122960081.htm）。高考，镌刻着我们青年学子永不磨灭的记忆。如果没有高考，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也许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更不会有此后的升学深造的求学之路。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当一说起自己的高考经历，必定是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个中滋味，无限唏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来讲，高考已经不仅仅是每年的两三天考试，而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经历，它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融进了我们的血液，使我们的国人都有了一种浓厚的“考试情结”。

原文于2022年11月20日在公众号“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