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民:新高考研究的宏阔视野与理性反思——评刘希伟新著《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
- 分类:研究员专栏
- 作者:冯建民
- 来源: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 发布时间:2024-01-3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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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研究的宏阔视野与理性反思
——评刘希伟新著
《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
冯建民
作者简介:冯建民,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考试历史与改革。
高考关乎国计民生,是国家选才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更是学生成长成才,实现自我梦想的主要渠道。同时,高考又作为连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键枢纽”,不仅对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具有很强的诱导作用,也对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起着重要奠基作用。也正因此,高考在我们国家,承载着无以复加的重要使命和责任重担,受到党和政府、学校、家庭、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具有名副其实的“吸粉”功效。高考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往往成为每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改革“突破口”。自建立统一高考制度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高考一直处于改革和完善中,大大小小的改革多达30多次,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审时度势,系统部署,积极推动深化改革,高考改革便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浙江、上海作为第一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接着,2017年,北京、山东、天津、海南等第二批试点省份启动,2018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等8省市作为第三批试点省份启动。启动第四批试点的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甘肃等7省区将于2024年落地实施,第五批试点的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8省区则将于2025年落地实施。可见,新高考改革已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覆盖大多数省份。
在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试点十年的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对过往进行回顾,对高考改革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更有必要对新高考改革所衍生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慎思明辨,总结经验,找寻规律,以便为进一步推动我国高考综合改革,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建设教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近期,有幸先期拜读了宁波大学刘希伟教授新著《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科学出版社,2023年),受益匪浅。
本书在扼要梳理中国近当代高校招生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了新高考试点改革中一线高中校长、教师以及高中生的体验与认知,跟踪新高考试点改革过程中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与消退过程,以及高校的反馈意见。同时,运用结构—功能与政策学的视角剖析新高考招生制度的结构性变革、政策执行的结构要素与执行过程。最后,针对“两依据,一参考”基本框架进行理论层面反思,从分值设置与考试次数、选考保障机制等角度对高考改革提出若干政策建议。通读此书,大致来看具有以下四个鲜明特色和优势。
一、扎根本土实际,总结高考改革经验
任何制度都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它们必然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蕴,反映文化的特征。换言之,任何制度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作为其生成的土壤和环境。“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都是建立在其自身历史土壤之上的,由于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各国教育都有各自独特的内在逻辑和生成规律。”[1]
我国古代创造了灿烂的考试文明,中华民族也刻上了深深的考试烙印。“高考是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考试制度。文化国情决定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2]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上千万规模考生的国家,需要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将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区分出来,何其艰难!因此,研究与评价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只有回溯过往的来路,方知脚下的去路。
第一章,“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的本土经验”部分,作者对近代高校招生考试与高中会考合并举行的呼吁与试验,20世纪80、90年代基于高中会考改革高考的尝试,以及21世纪初为增加高考科目选择性而进行的“3+X”改革,尤其是对江苏“2008高考方案”等进行了历史梳理和审慎考证。不仅彰显了作者扎实的文史考证功底,更凸显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历史厚重感。通过历史梳理,让我们看到了高考科目改革的复杂多变,摇摆不定,更让我们体会到了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鲜明特点。
采用何种科目模式改革,选择哪几个科目进入高考,便会对考生的学习备考、知识结构和高中教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便会引发何等的社会反响。正如作者所言,“全面梳理‘3+X’改革历程可以发现,高考科目的类别设置越多样,学生的选择越多,选择越多意味着异质性越强,异质性越强越意味着相互比较的复杂性,乃至某种不可比性、不可行性。”“高考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从某一角度看,一项改革举措可以有效纠正某一弊端;但从另一角度看,其可能又会滋生出新的弊端。比如,增加科目的选择性,从以生为本、尊重学生兴趣的角度说是科学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考生‘弃理选文’的功利性选科问题。”[3]
二、定性定量结合,反映不同群体认知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研究范式,并且社会崇尚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稍逊于定量研究的态势已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成为趋势。但两种类型的研究范式,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因此,在教育研究中,应倡导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而不是一味吹捧一种,打压另一种。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不同群体因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便会有各不相同的认知,尤其是对于高考而言,更为典型。
而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至关重要。作者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于高中而言,校长作为高考改革精神的领悟者、落实者,不仅需要传达改革精神,落实改革举措,更需要因地制宜,制定本校具体实施方案。作者充分利用跟随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和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联合调研组的契机,先后三次深入浙江、上海两地的部分高中,对校长进行深度访谈,了解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的基本认识、态度、意见与建议。
对于高校而言,作者就高考科目改革对高校招生、人才培养带来的影响及应对举措,高校在使用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高校确定专业选考科目依据、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举措等几个方面对部分高校招生部门进行了访谈。
而对于最大的受众群体高中生而言,作者则采取了定量分析的研究策略,对浙江、上海两地的高中生群体围绕“3+3”科目模式认可度、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认可度、以及学生适应性和学生满意度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取向,不仅较为全面、客观的展现了新高考改革试点进程中,不同群体的态度认知和政策回应度,而且也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后续建议对策的精准性、适切性。
三、跨学科研究视野,树立研究新范式
当今科学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日益依赖跨学科研究,实现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现实当中很多的研究对象已远远超出了某门学科传统意义的范围,需要广泛综合运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对于同一问题,站在不同的研究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视野,所得到的结论和给出的建议往往会大不相同。
高考招生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不仅需要进行历时性的结构分析,而且有必要进行共识性的结构分析。长期以来,高考改革研究过多囿于某个单一学科或某个现实问题,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缺乏整体系统思维。《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一书在对高考改革进行了一线调研之后,在第七章从结构与功能的视域出发,以一种整体、联系的思维观察浙江、上海新高考综合试点的结构性变革,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两地新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新功能。
高考是一项大规模的公共教育考试制度,高考政策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政策。研究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有必要从政策学的视野进行透视。作者从政策学的学科视野出发,系统剖析新试点高考政策的结构要素、高考政策执行路径、高考改革共识的达成,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与解决新高考试点改革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不同学科的研究视野,给我们认识新高考改革的功能价值、实际运行和影响效果提供了新思维、新视角,自然也给我们解答高考改革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标准、新范式。
四、坚持问题导向,关照改革现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4]。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时至今日,高考改革的社会反响度和群众敏感度已大不如前两年政策启动实施时的“热火朝天”,已趋于平静。这一方面是因为,高考政策经过教育部门的大力宣传和一段时间的执行和实施,已被高中师生和学生家长所广泛认同和熟悉,已由政策初期的“不知所措”到如今的“轻车熟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针对高考政策执行所暴露出的问题已及时发现,进行政策调整和完善,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消解。
而对于高考而言,即使已有问题找寻到合理答案,也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旧的问题尚未合理化解,又出现新的问题。作者整部论著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实际问题,聚焦高考试点改革省份所遇到的难点,对高考改革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彰显了作者关照现实的研究责任感。
高考改革过程中,往往存在一系列“两难问题”,甚至是“多难问题”。比如高考选科问题,一方面以学生为本,要充分尊重学生的学科兴趣与专长,而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选考科目与国家需求的吻合度,更要考虑到高中办学资源提供充分度、等级赋分优势度、专业选择自由度等现实问题。该书在第八章第一节,对考生自由选科的考量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自由选考制度下,考生“弃考理化”典型的个体理性造成集体非理性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和理论反思,并且给出了矫正策略和两种解决思路:一是取消选择性或弱化选择权;二是调整选考科目赋分制度。
再者,作者针对新高考改革中的“两依据,一参考”这一基本框架进行了“步步追问”式的理论反思。语、数、外这三个高考科目与学考中的“6选3”或“7选3”科目究竟是什么关系?各自的性质是什么?这一系列追问,使得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更加扑朔迷离,难以说清。作者还专列一节,对广大考生和家长至为关心的选考科目分值设置、考试次数以及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等敏感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
结语
刘希伟教授长期关注考试历史与高考改革,研究成果丰硕。几年前,曾研读过其撰写的《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5],今有幸再度拜读新著《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受益匪浅。一方面,两书堪称是高考综合试点改革研究的“姊妹篇”,均是围绕浙江、上海两地的高考试点改革进行研究,主题相似,紧密相连。
但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研究问题的聚焦,理论深度的增加。《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一书扎根中国大地实际和高考本土历史经验,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高中校长、高中生、高校等改革利益主体进行一线调研,对浙江、上海的试点改革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和问题集中呈现,揭露了高考改革进程的内外部矛盾和复杂关系。
作者还充分运用了社会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高考政策的执行进行了深度反思并就自由选科、“两依据,一参考”进行了矛盾解构,思路解答。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研究仍主要限于浙江、上海首批试点省份,对已经落地实施的第二、三批试点省份仍关照不足。[6]虽各省之间试点改革面临着相似的矛盾和难题,但由于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和所采取的选考模式不尽相同,依然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度挖掘和充分关注。
总的来说,《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一书不仅为教育研究者,尤其是高考研究学界进一步加深高考改革研究提供了研究新思路,树立了新标杆,而且也为高中阶段加强选科科学合理引导,增强与大学教育衔接,高校增强应对大学生因选科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多元化、不匹配给大学教育所产生的挑战均有所镜鉴。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82.
[2] 刘海峰. 高考改革需考虑国情[J].教育发展研究,2022(07):3
[3] 刘希伟. 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跟踪与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24-25.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
[5] 冯建民,陈善志.论新高考改革的创新价值、现实困境与解决对策——兼评《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J].教育与考试,2019(06):91-96.
[6] 吴根洲. 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研究的一部佳作——评《试点省市高考改革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05):133.
(原刊《教育与考试》2023年第6期,9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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